名家授受与笔法传承谱系是中古（特别是唐代）书法史的重要内容然既有研究多平常之论对其渊源难下一语。作者的叙述只是点到为止释教的相关影响亦可能只是众多的原因之一。
但不行否认这一说法是相当有启发性的要害之言厥后学者完全可以循此作进一步的探究。又如该文在谈及书法与文学的关联时认为二者在唐以前的联合多停留于外部（书法书写文学文学形貌书法之美文学分析书法理论）缺少“中介”。至北宋中叶儒学吸收禅学而成理学论“心性”者频出“转达心之微妙成为诗文书画的配合选择”（14页）。这一判断亦属极有延展、发扬空间者。
又如《似龙似蛇话荆公》一文在论及王安石书法与其引发的种种争议时对人品与书品这一“老问题”有如下表述：
这是暨南大学陈志平教授的书法史研究方法他早岁以治黄庭坚蜚声学界近期新出的《唐宋书法史拾遗》著述规模兼有对主流名家的深入钻研与对边缘质料的系统抉发选择一段详细的历史区间精耕细作以传统人文学术为眷注之依托其研究始于文献而不囿于文献。
《北宋书家丛考》（上海书画出书社）
有别于时下的许多艺术史著述有着恒久文献学训练配景的作者在运用文献时无疑要“讲求”的多。
即如翻看其《主要引用书目》（亦体现在本书的注释中）作者十分熟悉研究所涉的各种文籍特别是四部要籍征引得相当齐备。对于那些有高质量点校本付梓的文籍基本能够从善如流。而对于那些尚无点校本者作者亦能善用新近问世的大型文献影印丛书如《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出书社2011年）、《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书社2013年）等。
许多人或许视之为无关宏旨、吹毛求疵之举但笔者恰恰认为这使得作者的种种史实考证、理论分析能够立身于坚实的文本基本之上从而推进书法史研究逐渐走上规范化、严肃化的现代人文学术生长的正途。
在书法史研究中从书家个案入手以人物研究为中心重视书祖传记和年谱编写在做好周边资料事情的同时接纳“知人论世”的方式对书家的理论和创作举行阐释。
这段话有着鲜明的文献学底色故而所论虽极平易但对于书法史研究的现状而言无疑是相当务实、可行的一种路径。惟其稍稍有别于一般文献学学者的是在“知人论世”的指引下作者的研究始于文献而不囿于文献能在钩沉史料、考辩史实的同时保有深刻的理论眷注与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便使得书中的许多详细研究既有着可靠的历史依据与文献支撑又能对于一些庞大历史现象和理论、看法的深究发生颇为显着的助益。
以下稍作讨论。
讨论笔法的著作集中在晚唐五代泛起也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方面是唐代尚法书风的一定效果同时也与名祖传承谱系有关就像释教宗派的谱系同时也会探讨各家的传法要点一样执笔方法也是各名家示法的利便秘诀。
（11页）
诚然书法可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世风的变化可是这种反映决不是刻板和机械的人品与书品、小我私家气势派头与时代气势派头、艺术与政治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任何刻板的等同一定会导致偏颇的危险。（139页）
杨凝式《夏热帖》
葛氏针对的虽不是书法史研究者但对之而言仍是切题且极具穿透力、启发性的严肃追问若循此而思“二三流工具有无研究意义”一类问题便自然算不上何许有意义的问题了。
思想史上这种一流、二流之分是思想史上原来就有的还是在思想史撰写者写作时被陆续凸显出来的？思想史写作真的是为了表彰和复述这些精英的思想？为什么其他思想现象构不成思想史的章节而一定要以那些被认定是精英的人为章节？
